1978年林乎加被调任到北京，对华国锋抱怨：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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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历任北京市委书记中，有特别的一位，上任匆忙，甚至北京领导层都不知道他要来的消息。

他就是林乎加，当天津市委书记只有几个月时间，就因为表现优秀，被中央调任到北京，这在职务更替上实属罕见。

为什么会选择林乎加当北京市委书记？上任之前他在天津做了哪些工作？

为何他会对华国锋抱怨，“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

一、前往浙江

林乎加出生在山东，家境良好，从小受到系统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满腔热血，毅然投入革命事业。

1938年，22岁的他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山东根据地的敌后运动。

山东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丰富，遭到日军重点封锁，三光政策下，八路军的温饱成为一大问题，他们需要挖野菜为生。

林乎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战士们每天都是高强度的战斗，经常要组织夜袭和转移，身体营养跟不上，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斗争。

为了让战士们的后勤得到保障，林乎加对身边的人说：

“抗日战争关乎民族存亡，我们不光自己要艰苦奋斗，还要善于利用好整个社会的力量，支持我们的伟大事业。”

在他的发动下，山东地区的抗日事迹在报纸上得到发表，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捐款，部队有了一定经济支持。

但战斗消耗是巨大的，这些资金远远不够。

林乎加忽然想到，在指挥部队转移时，常会遇到群众给他们指小路，逃脱追捕，他恍然大悟，大喊一声：

“对啊，人民支持我们，我们要发挥人民的力量！”

很快，林乎加就制定了方案，通过帮助人民，和他们一起发展，从而彻底解决部队的后勤问题。

林乎加每天身先士卒，一有空就和村民来到田间地头开垦荒地，参与劳动。

时间一长，他一出门，就会听见村民亲切招呼他：

“乎加，今天又那么早去地里，等等我，我们一起。”

林乎加总是笑着回答：

“好的，好的，我等。”

组织会议时，林乎加更是特意强调：

“我们想要生存，只有发展人民经济，如果不发展，那么只有坐以待毙！”

通过林乎加的领导，部队依靠人民，自给率很快提升，获得生活保障，和人民也建立起深厚感情，成为山东地区的典范。

之后林乎加一路跟随山东部队征战，抗日战争胜利，他又参加解放战争，一直负责后勤工作，积累丰富经验。

新中国成立，全国各地都需要恢复生产，1950年，34岁的林乎加被组织派往浙江，负责农业工作。

来到浙江，他深知农业工作关乎百姓日常，不能着急，并没有先开会讨论，而是亲自去各地勘察地形，了解实际情况。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能够耕种的土地本身就少，农业生产极为不易。

为了扩大生产，林乎加召集各地负责人，在会议上说道：

“我看这个搞好农业也没那么复杂嘛，浙江水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山多，在山上开垦梯田就好！”

会议上，他雷厉风行，让各地负责人写下计划，到时候自己要亲自看看有没有达标。

每隔几个月，林乎加都会亲自下乡，检查落实情况，遇到工作不认真的干部，他都会提出严厉批评：

“粮食生产是关乎人民生活的大事，一定不能马虎，你如果做不好，我就立刻换人！”

有了林乎加的领导，浙江农业生产恢复极快，每年产量不断上升，他的优异表现也受到了中央表扬。

二、主政天津

凭借着在浙江的优秀成绩，1965年，主席点名林乎加进入中央计委工作，编制国家生产计划。

林乎加在计委一干就是十多年，他认真学习，清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出色地完成组织任务。

1976年，上海需要稳定经济，希望上级能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来指导工作。

于是，林乎加临危受命，前往上海。

在上海，他听闻很多工厂内部混乱，生产停滞，就亲自来到车间，很快处理好各种生产矛盾，工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林管家”。

1978年初，为了工业发展，国家准备投资建立一座现代化钢厂，但在众多选址中摇摆不定，迟迟无法下结论。

林乎加听闻，直接和领导商量：

“我看宝钢选址就定在上海，不用动了，上海有港口，运输方便，劳动力也经验丰富，边上还有各种造船、造车厂，对优质钢材需求巨大。”

通过林乎加的不断争取，宝钢最终落户上海，但他还不满足，又力排众议，大胆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为上海经济打好基础。

1978年6月，天津市领导因为政策失误被撤职，急需一位替代者来稳定局面。

此时，国家想起在上海极具魄力的林乎加，便让他来主政天津。

来到天津后，林乎加同样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先去视察民情。

在检查中，他发现很多工农业生产还是相对落后，转型不够迅速，天津作为直辖市，是要先一步建设成现代化城市的。

他立刻开会讨论，说道：

“我们要努力提高生产效率，改革各项制度，学习世界优秀成果，全面提高生产积极性。”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在林乎加主导下，天津的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企业外贸出口飞速增长。

而他不光主持经济大局，更是关注于居民日常生活。

随着天津人口增多，原有的早餐摊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经常需要排队等待，林乎加知道后，立刻对负责人说：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都吃不上早餐，我这饭怎么能吃得下！”

短短一个月，这种情况就得到改善，天津街头有了流动售货车，售货摊增加不少，很多餐馆都开始出售早餐。

最不容易的是，传统小吃也得到发掘。

为了让全市人民能用上干净的自来水，林乎加亲自考察扬水站的建设，听闻之前一年工期，但花了两年才建成一半，他当场训斥：

“你们都是怎么负责建设的，如此拖拉，敷衍百姓，这样下去怎么行！”

他立刻亲自监督， 仅用50天就建成扬水站，让全市人民有了优质水源。

1978年中秋节前，林乎加来到市场了解民情，询问居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群众说：

“逢年过节，我们都想改善下生活，吃点海鲜，但天津这儿海鲜太少，往往买不到。”

他听后立刻联系自己之前待过的上海，亲自负责采购，从上海调来好几吨水产品，让天津市民再也不会没海鲜吃了。

林乎加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深受天津百姓爱戴，大家纷纷夸赞：

“要吃虾，找乎加！”

三、改善教育

1978年10月，林乎加收到了华国锋的电话，华国锋说道：

“乎加啊，你快来北京一趟，我有要事与你商量。”

等林乎加匆匆来到北京，华国锋对他说：

“乎加，目前我国改革开放来到关键阶段，为了大局的稳定，我们决定把你从天津调往北京，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林乎加才刚到天津几个月，正准备大展拳脚，就要被调走，他笑着华国锋说：

“我这到天津，屁股都没坐稳，就又给我来个新活。”

虽然林乎加已经62岁高龄，但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来到北京上任。

由于变化很快，等他进了办公室，大家才知道新来的市委书记是林乎加。

林乎加一上任，解决的就是关于他擅长的教育问题。

当时在天津，由于高考报名人数众多，学校录取不过来，很多家长写信给林乎加，询问为什么自己孩子过了分数线却没有被录取。

林乎加自己也是一名父亲，很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他找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讨论扩大招生的问题。

在知道教师资源充足，不录取是因为宿舍不够后，林乎加说：

“这个小事情，没宿舍可以走读嘛，现在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人！”

在林乎加的提议下，天津扩大招生8000人，很多学生都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一生命运。

这一行为让林乎加深受称赞，他走在天津街头，都能遇上学生和家长飞奔前来感谢。

在北京，林乎加同样复制了天津的成功经验，经过中央批准，北京新建36所分校，扩招学生多达1.6人。

规模如此之大的扩招，在建国之后更是从未有过，邓小平听闻计划，不光直接同意，还赞赏道：

“都说我搞改革开放胆子大，我看林乎加胆子比我大十倍不止，一扩招就搞两万多人。”

由于北京地位特殊，林乎加身边有了很多助手，经委主任每天都陪着他视察，两个秘书更是24小时待命。

即使是下着暴雨的晚上，听到北京市内有建筑被水淹，林乎加都穿上衣服起床，前去查看问题。

这样的工作态度得到北京干部们的认可，他们都被林乎加的精神所折服，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

“林乎加真是个实干家！”

1981年，林乎加觉得北京已经迈开稳定发展的步伐，主动向国家提出，辞去市委书记。

组织经过考虑，将其任命为农业部部长。

四、专注扶贫

来到农业部，林乎加依旧闲不下来，他深知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更是自己的老本行，每天都在奔波的路上。

为了节约时间，办公室里都很少见到林乎加的身影，他的办公基本上都在家中和路上。

虽然已经60多岁，但他对待文件一丝不苟，不错过任何一个数据，还经常看着看着，自己拿起纸，在一边计算。

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下属，有些工作人员经验不足，缺少农业操作的实际经验，很多时候会写出一些有错误的报告。

对此，林乎加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对他们说道：

“我们搞农业，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能整天钻在办公室里搞数据，不知道实际情况，不了解农民的需求，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他的领导下，农业部都形成了踏实苦干的好品质，后来国家的粮食产量每年都能创下新高。

1982年夏，中央决定展开扶贫工作，66岁高龄的林乎加不顾自己身体，主动请缨，说道：

“在农业部里，我经验最丰富，经历过战争，最能了解这些偏远地区，要有效果，我不去谁去！”

就这样，林乎加领导起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三个地区的扶贫小组。

林乎加二话不说，带着几个助手，就来到布满风沙、环境恶劣、缺少水源的贫困地区。

他走进最贫困的居民家里，详细询问形成生活困难的原因，又来到学校看学生们的情况。

甚至和流浪汉都有交流，事无巨细，都一一走访。

林乎加发现，制约发展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交通不够便利，他向中央筹集资金，给乡亲们造路。

有的地方实在不行，无法开路，林乎加就给他们找好相应的地方，挨家挨户去沟通交流，让他们搬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居住。

1985年，69岁的林乎加主动辞职，但依旧关心着这些地区的扶贫事业。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宁夏西海固地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穿上了国家发的棉衣，盖上了棉被。

1989年，人均粮食产量从原来的150多斤到500多斤，纯收入从20多翻了十倍，到200多，这些都少不了林乎加的功劳。

到了九十年代，在国家安排下，军队在这些地区打了几百口深井，彻底解决了水源问题。

东西部城市的对口支援计划也开始启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迎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开始腾飞。

如今这些地区早就摘下了贫困的帽子，但人们依旧忘不了林乎加当年走访的身影。

2018年，百岁高龄的林乎加不幸去世，他的一生充分践行了如何实干兴邦，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