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女子的老家离内蒙古自治区某县城一二十公里，村口不远处，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子和前面一个围有土墙的大院子，其父现年80岁，因腿骨头坏死走路都需要依靠拄拐。对于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正在复查呼格吉勒图案的这个消息，这位年轻时曾做过教师的八旬老人称：“相信国家会把此案调查清楚。” 　　

　　他告诉记者，女儿被害的事当地人几乎无人不知，唯独老伴至今仍不知情。“全村人都同我一样瞒着老伴，就是怕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对老伴隐瞒女儿的死讯一直隐瞒18年不是件容易的事，老伴曾多次询问女儿打工后的去向，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撒谎说女儿跟人家跑了。”谈及撒谎隐瞒真相，他说。

        冤案、再审与“偶然因素”

　     与其他一些国家设立了独立的错案审查机构的制度不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国的纠错主体只能是提起公诉的检察院和做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教授在分析了20起典型的冤案后，得出结论，几乎所有蒙冤者或其家属都提出了申诉，但没有哪怕一起案件是司法机关因为当事人的申诉而主动启动救济程序的。当年朱明勇律师在接手张氏叔侄申诉案后，赶到浙江高院查询申诉进展，发现法院的电脑里根本就没有录入这起申诉案件。朱明勇当即要求法院进行登记，“不管能不能立案，先登记再说”。那一天，张高发才知道，他奔波7年的申诉一切归零。

　　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冤案发生的时段，几乎都和这样几个关键词有关：严打、死刑复核、DNA检测。“4-9”案显然撞上了第二次“严打”，呼格吉勒图自然只有一次当面向法官申辩的机会。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押往刑场。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只隔了62天。呼格吉勒图没能赶上死刑复核程序的逐步完善。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有层层的复核审查，一名死刑犯从一审宣判到最终执行，最快也需要半年时间。聂树斌案亦是如此，时值“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地方，该案的二审判决同时并为死刑复核……与现在各类侦破剧集中动辄做DNA检测不同，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DNA技术还在起步阶段，全国有能力做这种测试的，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的专门机构，呼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是在未进行DNA检测，仅凭血型和证词囫囵定案，更令人遗憾的是赵氏叔侄冤案中DNA检测被排除在了犯罪事实之外。

　　陈永生研究的20起冤案都是因极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纠正，其中17起是因为发现真凶，另外3起是因被害人“复活”。但是平反冤案不能单单靠“偶然”，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法治”被反复重申。尤其，自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实施始，多起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例，在程序或实体上得以纠正。3月26日洗冤的张氏叔侄案便是一例。2014年11月呼案启动再审，成为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后第一个再审的冤案。

      再审之路，道阻且长

　    为儿子呼格吉勒图奔走9年的李三仁、尚爱云夫妇，迎来盼望已久的再审决定书的一刻，二人当场痛哭流涕“等来这份决定书太难了”。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有三种纠错途径，各级法院院长、最高法院和检查机关三个主体都有监督纠错的权力。至于案件再审，“检察院可以以审判监督为由提起再审；法院也可以以案件复查缘由主导再审，当事人也可以到法院提出诉请。”即便如此，冤案的提审、再审之路仍然如此艰难。原因之一，就是法律在到底如何发现“确有错误”，如何认定“确有错误”上，始终语焉不详。这就为上下级法院之间互相推诿认定责任留下了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对待呼格吉勒图和赵志红、聂树斌和王书金，在法律上用的是“两套标准”。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曾表示，“再审程序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相关部门愿不愿意启动。”冤案再审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还是在人。4-9案久无进展的另一个原因是若纠错就会有很多部门受到影响。公安机关是否存在诱供、检察机关决定批捕、起诉的条件是否充足、政法委的“协调”是否暨越，都存在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像呼案和早前的张高平叔侄等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有人不愿意存疑案件启动再审，是因为冤案平反的高成本。道歉、赔偿、问责，这冤案平反的善后“三部曲”，并不好完成。除了高额的国家赔偿之外，司法机关在问责方面不尽如人意，当年办案之人多被立功表彰，亦有甚者已身居高位。在已知的冤案平反问责中，最受瞩目的是当年张氏叔侄案的经办人聂海芬，而对其的问责因“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仅以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的方式结束。

    下一个再审，希望是聂树斌案

　 冤案所影响的不止是伸冤者，对当年案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属，司法机关也应该有个交待，真凶到底是谁？18年前，时年27岁的呼案被害人在呼和浩特市一家饭馆打短工时遇害。被害女子的父亲现已八旬，事情过了那么多年，老人只想要个活着的女儿，可惜死者不能复生。对于受害人和其家人来说案件大白是最好告慰，然而但当年办案的宗旨似乎并非如此，当年佘祥林案发现无名女尸时，有两家人(包括佘妻家)在现场哭着认尸，另一家是谁，当地的人们却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认定了是佘祥林杀了妻，压根没想要了解哭无名女尸的另一家人。

　　同样“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仍无最终定论的聂树斌案，同样拖痛两个不幸的家庭，失去独生女儿的康家受害人康家对于聂树斌案的判决，也已申诉多年，2006年10月，自聂案出现“一案两凶”后，康家人第六次向河北省高院递交“王书金、聂树斌谁是真凶”的申诉材料，要求给出谁是真凶的结论。在此前后，聂树斌家属亦将该案申诉至最高法院。聂树斌的母亲曾经多次找到河北高院，但是河北省有关方面多次的回应只是“正在核查”，但这个核查程序，在刑事法律程序范畴内却找不到明确依据。八年了，聂树斌案还在核查。如今被称为翻版聂树斌案的呼案已经正式启动再审，我们期待下一个再审的案件会是聂树斌案，在这个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正义不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