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否认写“重庆赞美诗”：我的本意是讽刺唱红打黑

■ 《蛙》在德国出版

■ 接受德国媒体专访回应西方质疑

“我是一个作家，不是演员。当我创作那些场景时，我没有想到要去打破什么禁忌。”莫言这样回应西方媒体对他不表达政治立场的批评。莫言说自己和君特·格拉斯这样一位和政府对着干的作家不同，也比不上他，“我敬佩他和其他有表述能力的作家投身公共辩论，但我没有这种能力。坦率地说，我害怕在人面前亮相。”

《明镜》周刊拍的莫言照片

莫言在北京一家茶馆接受德国媒体采访

中文版《蛙》书封，小说发表于2009年

2013年，《蛙》的德文版出版

自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家莫言就再也没有接受过媒体的专访。本周一，莫言长篇小说《蛙》德文版由德国慕尼黑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出版，广受德国媒体关注。最新一期的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题为《“我是有罪的”》的莫言专访，这是《明镜》周刊记者Bernhard Zand于上周三在北京与莫言对话2个小时的成果。在这篇访谈中，莫言回应了诸多西方媒体对他的质疑，他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他的批评者。

曾为前途让妻子打胎

《蛙》出版于2009年，时隔4年，这部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德文版才在德国翻译出版。对于这部以中国计划生育为主题的小说，德国媒体予以广泛关注，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法兰克福汇报》书评说莫言的这本书“不仅改变了他的自我画像，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内部情况的认识”。《南德意志报》书评说《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会不理解作者何以被认为是位“体制内作家”。

也就在德国媒体通过这部小说开始重新理解莫言的时候，58岁的莫言决定同《明镜》周刊的记者见面，在他指定的一家北京茶馆与《明镜》周刊记者进行对话。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问莫言，“为什么对公众，尤其是记者的接触有所顾忌？”莫言说，“因为发表政治声明，对我来说很难。我虽然是一个写作快手，却是一个彻底的思考者。每次公开讲话后，我都会问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尽管我的政治想法是很清晰的，大家都能在我的书里读到。”

谈到这部在德国刚刚出版的《蛙》，莫言主动承认，“我曾为了自己的前途，催促我的妻子去打胎。我是有罪的。”

莫言还说，对他而言，《蛙》这部小说就是“一本自我批评之书”。这里的自我批评不只是针对催促妻子去堕胎，还有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更是追问大多数中国人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他说：“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我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可几乎没有人问自己，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作案者’，自己有没有伤害过别人。《蛙》追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思考的可能性。比如我，那时或许只有十一岁，可‘文革’时却是红小兵，加入了对老师的批斗大会。我嫉妒过别人的成就、才华和运气。”

他们用放大镜找我的错

对于那首被外界认为是赞颂“重庆模式”的打油诗，莫言介绍了整个写诗的经过，并对其中的细节予以澄清。莫言说，“2011年秋，重庆有位朋友向我要一幅书法，我们文人私下常这样做。我给了他这首诗，他回答：‘我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国内当时有很多人赞美‘打黑唱红’。”莫言说，他那首诗的本意是对这种行为进行讽刺，并劝诫同行不要加入站队、加入任何派别，“而是以‘人’为本进行写作。”莫言认为，那些用打油诗来批评他的反对者，“完全知道这是首讽刺诗。但是，自从我得了诺奖后，他们用放大镜找我的错，歪曲我诗歌的含义。”

对于为何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回忆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坦白地说，那是一个出版商，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商业想法。他已经争取到了一百多个作家，一次会议上，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在会场走动，也让我抄写《讲话》中的一段。我问他，‘我该写哪段呢?’他说，‘这儿，我已经帮你选好了。’我虚荣得很，就写了。我想炫耀我的书法。”自己不代表中国

西方媒体和很多知识分子经常批评莫言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还认为作为党员的莫言缺乏一定的独立性，但莫言的回应是，“我是一个作家，不是演员。当我创作那些场景时，我没有想到要去打破什么禁忌。” 对于自己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官方头衔，莫言说：“在我得诺贝尔文学奖前，那只是一个不关痛痒的荣誉头衔。但有人觉得，一个诺奖得主应该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对者。不是吗？这些人对我写的东西不感兴趣。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不应该是颁给文学，颁给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吗？”

莫言还说，西方媒体让他一再进行政治表态，“这种重复式的仪式，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想说，我就会说；如果我不想说，你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也没用。”尽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认为自己并不能代表中国，“哪个知识分子有资格说自己能够代表中国？我觉得，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是那些两手脏脏在外面铺路的人。”

在德国当代著名作家中，马丁·瓦尔泽（代表作《批评家之死》、《迸涌的流泉》等）对莫言赞扬有加，但另一位诺奖得主赫塔·米勒（代表作《呼吸秋千》《心兽》等）在很多场合批评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莫言在采访中谈到了这几位知名德国作家，“我也非常景仰马丁·瓦尔泽。我读了他的全部中文译作。这是一个极为自省的作家，他为我们非常细致地勾勒了二战后德国人的心态。他能够欣赏我的作品，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我认为，他是尤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之一。我也很欣赏君特·格拉斯 ，他已经得了奖。我也读了赫塔·米勒的中译作品，有些章节写得非常棒。”但莫言说，自己和君特·格拉斯这样一位和政府对着干的作家不同，也比不上他，他说：“我敬佩他和其他有表述能力的作家投身公共辩论，但我没有这种能力。坦率地说，我害怕在人前亮相。”所以莫言说，去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系列典礼对自己是一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