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招工难
每年过完年，都会有报道，说什么企业招工难。
尤其是沿海制造业基地，最近这十来年，没一年不吵不闹的：老子招不到人！
想想2008年前，那时候的70后们要想进个像样子的工厂，还得托熟人，请客送礼之类的，跟孙子似的。
现在呢？反过来了，没有年轻人再想进工厂当工人了，老板们也牛不起来了，舔着脸好话说尽，连哄带骗的，招人也难。
以前沿海城市的市区居民90%的人都是工人子弟，但是这些人已经彻底不做工人了，郊区的年轻人也鄙视做工人，就算再没有门路，那也得在工厂找个清闲的管理职位，三心二意的混日子。
一大批中小制造业如今世道不好，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是因为有一批60后、70后的农民工在支撑，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不敢歇，也不敢闹，他们拼命干活的动力是子女绝不再进厂当工人，能够改变家族命运。
如果再过十年，等这帮人退休，或者干不动了，制造业的车间里就真找不到工人了。
现在的80后、90后，进厂打工主要是找对象谈恋爱，顺便长点见识，对于学习专业、钻研技术，根本不感兴趣。
富士康迎来了一个小意外：年后本是用工低谷，但组装华为的生产线正嗷嗷待哺，陷入用工荒，其他产线停工的工人被紧急送往支援，连带着供应触控配件（包括手机屏幕）的业成光电事业群也急需工人。“早知道这样，春节我就不回家了”，富士康员工施纬已经兼职网络招工三年，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是一个例外”，施纬强调。更令人着急的是，招不到人。施纬明显感到招人形势大不如从前，“来找我的人明显减少，少的不是一丁半点，而是对半减少。”近年以来，愿意进厂忍受流水线的工人越来越少，为了扩大招工，富士康鼓励员工发展新员工，在8月到11月的用人旺季，每成功推荐一人最高奖励2500元，用工着急的部门还会抬高价格。
2月是传统的订单淡季，内部招工奖励会降到300元/人。但今年不同，为了争抢人手，组装华为的生产线开出500元/人的奖励。
另一边厢，曾支撑富士康半壁江山的苹果生产线见证了这家传奇工厂最大的波幅：2018年8月，苹果秋季发布会前夕，深圳龙华总部苹果生产线加招5万人。9月13日，库克在加州的发布会上捧出三款iPhone。谁料，销售远不及预期，裁员在11月的大洋这端到来，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多余流水线被拆除，工人无处加班，频繁下早班。
从裁员消息传来至今的100多天里，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这是苹果在国内最大的代工厂，有近40万工人。按照富士康内部规定，一个普工每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80小时，过去旺季时往往逾越规定，加班达到100小时。一位工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12月，他整月仅加班9小时，到手工资1932元。
制造商最怕的无单可接，波及到最底层，成为计时薪酬体系里流水线工人最怕的无班可加。这座“世界超级工厂”正在迎来“充满危机与挑战的2019年”。
自我保卫战
富士康裁员34万人的消息在春节前已经开传，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富士康官方对外否认了这场“地震”。
富士康多名员工向记者表示，自2018年11月以来，龙华总部IDPBG事业群（iPhone生产线）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辞退情况，且多数为临时工。另外，有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称，富士康郑州iPhone工厂自2018年10月以来已经裁员超过5万人。原本到2019年1月下旬才开始的规模性裁员，已经提前到2018年。
在富士康，临时工是一种弹性劳动力，是当代“割麦短工”，在8月至11月的订单旺季前来。为了吸引短工，富士康开出20~22块钱/小时的薪酬，比正式工要高出三四块。
最重要的是，这种劳动力是一次性的，辞退临时工不需要任何赔偿，甚至不用提前30天告知。对于有明显用工淡季、旺季之分的下游制造商而言，这能最大程度应对上游订单起伏的状况。临时工作为一种特定的存在，也成为富士康低成本、高速度的“杀手锏”。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郑州张庄一家临时工招工处，80%的临时工是富士康工人。
毋庸置疑，临时工也站在了裁员前线。
裁员、停产、拆除产线、缩短招工期……种种迹象在老员工眼里是同一个事实：富士康正在节流。2018下半年，彭博社曝出一份富士康内部备忘录：2019年削减200亿元成本，其中iPhone 组装业务将被削减 60 亿元，占到 30%。此外，富士康还计划裁掉全公司 10% 的非技术人员。
200亿元对富士康意味着什么？2018年，其支出约为 2060 亿新台币（合 462 亿元人民币），200亿元相当于预算支出近乎腰斩。
面对外界的不利消息，富士康以它一以贯之的姿态回应：同往年一样，致力于确保集团在新年度的运营团队预算能够符合客户当前及预期需求、集团全球业务发展。同时，富士康没有否认彭博社披露的内容。
在这份备忘录中，2019年被形容为“非常困难和充满竞争”。
金主要转型
困难之一来自头号金主——苹果公司。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1月2日，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致信投资人，表示由于中国等市场意外放缓，预计2019财年一季度营收将低于此前预期，毛利率也下调至38%，为官方指引区间（38%-38.5%）的下限。这是苹果自过去20年来首次下调预期，库克指出，此次全球营收预期下滑当中，超过100%的下跌来源于大中华市场。
消息公布后，苹果股票一度暂停交易，恢复交易后最深跌幅达8%，截至当日收盘市值不足7000亿美元，被微软的7797亿美元反超，失去保持多年的市值冠军，至今仍落在微软后面。
消息发布当日，苹果韩国供应商LG Innotek、SK海力士、三星SDI、三星电机等公司股价全线下跌。包括富士康、和硕在内的中国制造商也随之收到冲击，有外媒报道称，因为没有足够的任务可做，“数以千计”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自愿提前离职。
颓势其实从更早就显现了。2018年11月2日，最新款iPhone发布一个多月后，苹果公布了 2018 财年第四财季财报，最关键的三大硬件iPhone、iPad、Mac销量均低于预期，iPhone同比增长为0，iPad 和 Mac销量均同比减少。
这次的财报里，苹果还表示，从今以后不再详细公布 iPhone、iPad 和 Mac 的销量数据，只公布销售额。
施纬读不懂那份复杂的财务报表，他只关心自己的招工奖励收入：他曾在2018年9月成功招工53人，但11月底开始，因为缺少加班，这些新工人陆续离厂，到年关悉数走光。
不论富士康官方是否承认，龙华总部一线工人的亲见，与彼岸加州的财报数据高度统一了。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新增市场已经饱和，出货量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苹果正有意转型，其服务业收入在2018年同比增长28%，2020 财年有望创收超500亿美元，服务业的毛利率大约是其硬件业务的两倍。
在全球电子产品的供应链系统中，富士康一直是那个匿名者。中国超过30家工厂，超百万的工人，以及全球超过11个国家、五大洲的全球网络，构成了这个帝国运转的坚实基础，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让它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于此同时，它也是被动的下游，近半订单来自苹果，意味着它与金主一起，进入了不得不动的关键点，过去一年，富士康新动作不断，“世界工厂”也要自保。
脱“苹果”计划
借着母亲的一笔资助，24岁的郭台铭在中国台湾新北市土城工业区创办了一家小型塑料和金属加工厂，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旋钮。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腾飞期，在富士康成立的1974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34%，郭台铭敏锐地意识到对外贸易活动将大幅增加。
在运营管理成本增长之际，富士康将中心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大陆，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外资”。2008年，全球卷进金融海啸，苹果所受的影响微乎其微，富士康自然不能放弃这块肥肉，为此压缩组件成本，保留了大量订单，宁可削减利润，也绝不碰触底线——丢掉iPhone的订单。
攀上苹果枝的富士康一路扶摇而上。
2003年，富士康的年度收益已经突破100亿美元，呈直线增长。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萎缩，但富士康2009年销售总额为593亿美元，仅比上一年轻微下滑4%。
为了救市，2010年，政府刺激和恢复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继出台，富士康的年营业额冲到了952亿美元。这一年，龙华总部的工人数额也攀至顶峰，达40万人。招募中心门外的蛇形长队排出几百米，一天招募5000人是常态，体检护士抽血抽到手抽筋。工作压力也达到了人体上限：加班无上限，到夜里9、10点是家常便饭，一个月休息一天。
也是在这一年，18条鲜活的生命用极端方式从高空坠下，向高强度的工作、无望的生活发起反抗和挑战。“血汗工厂”的骂名并没有让富士康走下坡路，对其收益未构成实质影响。此后，因为调整加班制度，上调工资，富士康吸引了更多打工仔进厂。
郭台铭并不是一个轻易被外界所动的人。他曾说过，“我的信心来自努力和经验。即使经济形势变糟糕，我仍然相信我的能力。”
如今，糟糕的时刻又到了。
自保的第一步是向产业上游移动。2018年，富士康以35亿美元高价收购已深陷困境的日本电子巨头夏普，持其66%的股份。自2012年起，夏普债务缠身，但它仍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液晶面板制造技术，这不仅被苹果所需，也为华为、Vivo等其他厂商所需。
同年5月，鸿海旗下子公司富智康诺以3.5亿美元买下诺基亚的功能机业务。
国产手机成为富士康争取的新对象。施纬表示，自2018年开始，华为的订单明显增多，春节后的订单直接导致产线工人供应不及，为及时交付，富士康节后招募的工人多数送往了华为产线。
收购夏普之后不久，富士康联合夏普共同组建了一个超过4000人的团队，支持自有手机品牌的建立。根据台湾经济日报的报道，在为期三天的内部会议中，夏普手机的长期目标被定为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前五。
面对大金主的转型，郭台铭选择押注未来。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已经与珠海谈判，拟在当地投资约90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亿元）建一座芯片工厂，生产用于超高清 8K 电视和摄像机图像传感器的芯片组，以及各种工业用途的传感器芯片和设备。
机器帝国之心
过去30年，“全球工业帝国”富士康的心脏位于中国，它在巅峰期对应的，是中国80后一代务工人员。他们大都来自乡村，渴望走出贫穷，奔向城市闯荡。在那时，“富士康”三字是大厂的标志，工人对未来的梦想被碾进了这台巨无霸机器中，这群务工人员的青春与富士康的崛起同步，是上一阶段人口红利的最佳剪影。
18连跳发生后，工人底薪从900元涨到了2100元。有数据统计，那一年，富士康为深圳龙华总部工人多开出了24亿元的工资，至此，才有了富士康向中西部内迁的决策。山西太原、晋城、大同、河南郑州、四川成都等多地富士康厂区陆续建成，为了鼓励员工回到家乡，富士康给每位接受内迁的员工补贴1000元。
2018年，越南、印度、越南等地也传出富士康在当地建厂的消息，一如10年前的中国。
近年来，富士康的人力成本逐年增加。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招股书显示，2015年富士康的直接人工成本是153亿元，到2017年达到165.6亿元。以2017年27万名员工数量计算，富士康单个员工的用工成本为6.1万元，是越南劳动力平均年薪的 3 倍。
这颗帝国之心的运转依赖着一整套严格管理、分工高度细化、去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从进厂门的第一个门槛起，工人就成为流水线上的零件，嬉笑、打闹是严令禁止的，连板凳的摆放都要对准黄线。一位年轻女工曾痛苦、绝望地表示，“我的脑子已经锈掉了”。在螺丝工——富士康最知名的工种之一的车间，窗户的每一寸都被遮光帘掩得密不透光，日光灯从早开到晚，不知昼夜，只有每两小时休息的“叮叮叮”铃声，提醒身体到了该休息、打混（偷懒）的时间。
再过5个月，章鑫就将在富士康呆满10年。“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章鑫自问，他的青春留在了这里。年轻的劳动力是这套系统持续、稳定运转的保证。2012年富士康公司报告显示，32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其劳动力的93.3%，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旺盛的精力，能承受更快的工作和更长的加班时间。据了解，富士康在招募时，年龄和身体灵活性是关键指标。
80后的“章鑫”们年纪渐长，95后的年轻人已经不愿进厂打工，富士康员工也在“去年轻化”。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招股书显示，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相比2012年，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缩减了1/3。
在高企的人力成本之下，郭台铭早就不满足靠人力来执行指令，2012年，在台北总部为期一周的企业规划讨论会上，郭台铭向高级行政人员布置了一项作业：观看新电影《铁甲钢拳》。这是一部以美国科幻小说为蓝本的电影，影片中，人类拳击手被机器人取代。关于机器人、自动化的细节令郭台铭颇为振奋，“过去我和妻子去看电影，通常都看她喜欢的电影，我就只能睡觉。但《铁甲钢拳》非常有创意。其中有很多关于机器人和自动化的想法，很值得参考。”
在2015年度大会上，郭台铭对外宣布将于2020年实现30%自动化。2016年，富士康宣称，已在大陆工厂部署了4万台机器人，分布于郑州、昆山、嘉山等生产基地，替代工人从事肮脏、危险和无聊的工作。
作为老员工，面对郭台铭的野望，章鑫毫不担心，“有些东西，机器还是无法完成的，人还是完美的”。过去10年，他的双手在流水线上被锻造得关节粗大，但指尖依然纤细，伸进过无以计数的螺母。如今，在龙华总部，机器人大都在试用阶段，生产线上，仍是无数双年轻、或不再年轻的眼睛，在紧盯屏幕上的每一点灰尘和划痕。（应受访者要求，施纬、章鑫均为化名）
二、农民工去了哪里？
现在的城市子弟们靠着父辈的积累，基本上都完成了转型，根本不可能去工厂上班，那是他们看不上的地方。
干什么不好呢？干什么都比当工人舒服还挣钱多，这是他们一致的看法。计划经济年代当工人的荣光，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工厂里都是农民工，而农民工越来越少，工资水平也越来越高，其它成本也是年年看涨，最后产品就毫无价格竞争力了。
更可怕的是社会上的观念，完全变了，对于工人，没有正眼相看的。
要是哪个男孩子说自己在厂里上班，就是农民工的女儿也会鄙视他。这种舆论环境下，这些制造业还怎么玩，真的玩不下去了。
那么农民工哪儿去了？
主要成了“农二代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晃荡，怀揣希望，但是毫无希望。
希望在歌声里，在诗里以及所谓的远方，听着听着也麻木了，也佛系了。
他们的职业最多的是房屋中介、各类销售员之类的，年纪超过30岁就难办了。这也是中国经济的困难之处。
我曾经在珠三角一家传统制造业工厂考察，车间内的操作工，年轻人很少，最小也是30岁。
倒是在管理区，财务、人事、销售等，都是年轻人，因为这些工作相对而言，还算体面点。
另外快递、外卖，依旧可以赚得很多。
因为农二代也是大学毕业，他们的父母绝对不会让子女去车间上班了，他们自己也会觉得，那个地方真没前途。
十年后，工厂要是关停，如果不出现意外，这些30多岁的农二代大学生大吵大闹一番后，会大批失业。
三、考证和自己玩
曾和某熟人聊天，他说他村子里好几个大学毕业的孩子，有一年到头都不上班的，就窝在家里考证，各种各类的职业资格证，忙个不亦乐乎。
还有的干脆是自己当个体户，送货跑运输，甚至玩自媒体的。硬是没有一个是进厂当工人的。
这样下去，中小制造业还有未来吗？
从用人角度看，管理员和操作工，中国1:8是合理的，德国约1:4。但中国大学生录取率超70%，算上存量劳动力，也是严重结构失衡，大学生太多，怎么消化呢？
一旦楼市偏冷，大批中介和各相关配套的个体户马上就失业。到时这些农二代大学生们进退失据，会大面积失业，这是隐忧所在。
制造业工厂需要大量理科生，但是现在企业利润薄，导致大量优秀学生选择从事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行业，表示绝不进厂。
这些人从生产领域进到分配领域，导致生产行业人员素质越来越低。
不要相信什么高科技研发（光伏），说穿了就是买套进口高科技机器。你看看“机床加工中心”，基本是意大利、德国的。只要有一点儿波折，企业就垮。
普通员工最希望把企业的利润，年底全部分掉，房价这么高，分钱最实惠。他们不喜欢把利润留出来搞研发，搞积累。企业垮了，反正明年换一家就是了。
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何尝不是这种心态？辛辛苦苦挣点钱容易吗？还不如拿着钱去搞搞金融和房地产得了！
但是，站在更高的宏观经济上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满大街都是乱窜的失业者。
四、用工荒的真相
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供需不匹配，大量的年轻人没有技能，但因为生活成本高，也得要高工资；成本高昂的企业无力支付，双方僵持。
年轻人，骑驴找马，随时跳槽；企业面对大量的生手，前期培训费用打水漂。其实大学生也活得差，企业也活得差，双输。
企业只想要熟练农民工，不要大学生，嫌他们娇气还事多，有脑子的人不好管不是？
现在一个企业只是招聘10人，却写招聘100人，原因是想多挑挑，但实际上工资开得低；而农民工被某些唱高调的新闻误导，对工资抱有太高期望。
于是一方面企业找不到人，一方面农民工找不到活。企业和工人僵持，却被人报道和解读为用工荒。
所以，用工荒的真相是缺少：熟练工和苦工种。
一是我们毁掉了“技校”，德国75%的中学生是去了技校，中国90%的中学生是去了大学（主要是文科）。
以前技校毕业去工厂，现在进高校为了赚钱，活生生把人关了三四年，培养了一批酸秀才。剩下的歪瓜裂枣，越来越不会干活，还眼高手低，一般工作不想干，真要技术的工作干不了，企业根本不敢要。
做坏一批产品，损失远远大于节约的工资，熟练工培养周期太慢，所以出现抢工人。说白了，工人很多，但是有点儿技术的不多，企业没法用。
我曾观察了一个企业，普通制造业，企业员工除了老板一家全部是大学生，其他都是中学毕业，日常电脑管理做得也很好。
该企业前几年也招聘了几个大学生做行政管理、人事管理，但是他们上班就是拿着“考公务员”或者“英语六级”书复习，和农民工无法交流，工作马马虎虎，抱怨一大堆，确实没办法使用。
二是苦工种，如搬运，年轻人不想干，中老年干不动。我认识一个搞装修的小包工，在某一线城市苦干十五年，为儿子买了房买了车。
儿子现在某小公司混，月薪不到4000元。装修工月入8000元很正常，但吃住太艰苦了，儿子果断拒绝。
五、90后们的好日子
90后的农村员工，绝大多数是喝可乐、吃麦当劳长大的，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就遇到新《劳动合同法》的强力保护，根本不关心企业的难处。
90后员工只会和老板儿子比生活待遇，然后产生怨恨心态。这个状态，很难维持多久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必将迎来一次考验。
很多企业招聘给出了4000～7000元的工资，其实是“计件，不交社保”，新手根本拿不到这些。
今后机器会慢慢取代一部分人力。有个朋友，买了一台机器10万元左右，取代了两个熟练工，效率大增，原来要一天，现在半个小时。
机器不需要缴纳社保，也不需要“辞退赔偿”。当然，大部分工种还是要人力完成。
但这里少用一个人，那里就会多出一个劳动力，总体还是有用的。
劳动关系不稳定，员工大流动，熟悉本企业特定岗位的工人越来越少，所以做高科技、高质量、高效率企业就是个笑话。
但企业负担太重，产能过剩，也无力提供高福利，恶性循环。
结果是绝大多数制造业在低水平竞争，你花三年的高成本培养工人，会一夜之间全部辞职。
对制造业而言，财政、老板、工人，这三方是不会同时达到满意的。
中国制造业利润薄，就业人数多，还在初级阶段，在没有进入高科技打遍天下的水平前，“财政，老板，员工”，不可能同时乐呵呵。
现在情况是：财政满意，员工满意，小老板不容乐观了。中间掉链子的后果就是，就业压力跳过企业，直接到了各地方。
要为中小企业减负，优化民企经营环境，怎么搞？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那样才是90后们好日子的开始。
最后，认知要升级，思考要深度，那就从读书开始吧。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