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暴涨
消费降级
大城市对年轻人
似乎越来越不友好
而在云南大理
有一对日本夫妻
租来两亩八分地
种地、种菜、养鸡
绣花、做衣服、酿造食物
依靠手工劳动自给自足
还养育了3个孩子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7年
故事的主人公上条辽太郎，来自日本千叶，“农民”，自由音乐人，80后旅者。18岁时，还在读大一的上条决定休学去旅行。他曾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国等地旅行。旅行中认识了妻子阿雅，两人结伴到大理生活。
不喜欢和别人一样
上条的老家千叶，是一个介于大都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城市，那里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从千叶出发，乘坐40分钟地铁去东京上班，朝夕往返。
他的爸爸在一家有名的内衣制造公司工作。爸爸年轻时特别爱玩，下班后总要去居酒屋消磨到很晚才回家，一副很疲惫的样子，对家里的事显得漫不经心。他的妈妈是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教员，还兼任一些照看老人的工作，帮他们做饭、洗澡、换尿布，非常辛劳。
上条6岁时喜欢上足球，一直踢前锋的位置。14岁左右，他的足球天赋展露出来，被千叶市中学足球联队选中，代表城市踢青少年锦标赛。教练给了足球队里最耀眼的球衣——“10号”。 优异的足球成绩让他成为市川中学的特招生，他在这所学校一直踢到十八岁。
如果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上条也会上一个好大学，进一家大公司，但他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一样，不容易顺服什么人或规矩。他喜欢“像种子一样自然的感觉。”
游荡在东京
初中，上条的哥哥到了叛逆期，经常逃学去东京玩。这让上条很困惑——他周围的同学个个是乖孩子，和哥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常在他心里打架，他向往哥哥那样自由放浪的生活，或者干脆说学校里学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冬天到了，上条换了一头脏辫，招摇又叛逆。正好碰上冬季训练营开始，本应参加第一支球队训练的他，被安排到替补队的训练营——可能是这个发型让老师反感吧。上条讨厌这种惩罚。出于十五六岁年纪所有的傲慢和浮夸，跟老师说：我不踢了。
他也开始攒钱去东京游荡，用逃离掩藏“去替补队”的挫败感。
“我们国家的文化很奇特，融合力很强”，上条说，“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很传统的东西，但东京又是很前卫的地方。走在东京街头，一个很平常的小店门，拐进去，哇，一个太不一样的世界，很多‘地下文化’的东西。”
在东京，上条遇到很多年长的人。他喜欢上电子乐，想成为一名DJ。有人给他指路：你应该去澳大利亚，那里有很多森林音乐派对。
休学去旅行
18岁时，上条考上日本成城大学的师范专业，但他清楚自己不是当老师的料。
在成城大学上了一学期后，上条就申请了休学，之后又向学校申请边旅行边学习的特殊方式。上条拿到澳洲的 Working Holiday Visa，带着父母给的三千块美金，出发去澳洲，用劳动交换免费住处和食物的方式在澳洲生活了一年。
最开始，三个月就换一个地方，搭车去不同的目的地。后来，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半年，买了辆汽车，没开多久车就坏了，又继续搭车旅行。一路上，参加很多派对，遇见很多人。一些途中认识的艺术家经常带他去免费的音乐节。
在澳洲旅行一年后，上条回到日本，依旧是落拓的模样、不讲究穿着，和周围的氛围格格不入。走在东京的街上，多次被警察盘问、检查，不过他不再生气了。跨越国境的旅行让他懂得容忍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也教会他平和地面对不同的社会规则。
在大理当农民
在泰国旅行时，上条认识了阿雅。2012年，两人来到大理，租了老百姓家的一个小偏房。朝南的房间很简陋，不过阳光还好。他们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墙和院子擦干净，开心地住了下来。房子虽然简陋，不过院子很大，在这里上条开始种自己的第一块地。
现在住的上银村的家，是他们在大理租住的第三个房子。上条从五位房东手上租下这个院子时，它已经荒置了很久，被杂草、蛛网和小动物的窝占据。屋梁和椽子乌糟糟的，完全辨不出木头本来的样子；屋顶上的瓦松了很多，屋里漏了很多雨，水渍斑驳，阴暗潮湿。
他先从第一个房东那里租下西面的正屋，又向另一个租下北面的厢房。待房子陆续修缮完工，已是一年以后了。
一天上午，东面空地上的三个女房东一齐出现了。一个房东朝空地上一指，说了个离谱的租价，作势不接受就把大门给封住。阿雅用日本女人特有的方式匍匐在地行礼，请求三位慢点儿动手。这个出于习惯的动作阵势太大了，房东们大约以为这就是下跪，集体吓蒙过去。
房东们回去后，过了几天又传话过来，让了些租金。听说当时村里有些议论，房东的孩子们听到了，替上条一家说了好话。这事就算和缓下来。但租房子的问题大概会一直伴随这个漂泊不定的家庭。
“佛系”种地
上条先后向农户租了四、五块地，实践“自然农法”。在大理定居之前，上条从未种过自己的地，都是给大农场打工，挣旅行的钱。
上条的自然农法种地，只在需要分割地床和挖水渠的时候用到锄头，他不翻耕土地，认为翻耕土地会打扰到地里的虫子和微生物、破坏土壤本身的生态平衡，“如果虫子活得不安稳，稻谷也长不安稳。”
除去挖地床和挖水渠的时候，上条只用一把镰刀种地——在秧苗小的时候，适当做些除草的工作。
用自然农法种地，净化土地和留种子是最基本的两个步骤。上条的两亩地，采用轮种的方式，冬季种小麦，待暮春小麦收割后，不犁田也不锄地，总之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翻耕，只是把旱地里的田鼠洞堵住，灌满水就种稻了。
不经过翻耕的水田硬梆梆的，怎么插秧？种稻的早上，过来帮忙的人站在田边议论纷纷。上条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根30厘米长的细竹竿递给来他们。这根竹竿既用来丈量插秧时前后左右的间距，又用来往泥土里开孔——用一点劲把竹竿戳向土里，大约10厘米左右深。再把稻秧塞进小孔，围拢土、摁紧，一株稻秧就栽好了。
每粒种子都有性格
五月种稻，临近八月稻田不再需要引水灌溉，地慢慢干了，上条把麦子的种子撒到稻田里，随意地撒，“如果有经验的话，撒得匀净一些，不过怎么撒都无所谓，每粒种子都有性格，能够长出来的就是强壮的。”
一个月后，等到稻穗长成、收割时，收稻的人的脚步不经意地把麦种踩实，麦种和土地的联结得更紧，这时麦种已经零星地冒出小芽。待稻谷收完后，过几天再去地里踩一遍，让种子和土地的联结再结实一点。整个秋冬，就什么都不用再管了。
在大理种地的七年，上条留了大约五十多个适宜在大理播种的蔬菜和粮食物种的种子。他说，农民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把好的果实收回来，留下种子那一刻，“对真正的农民来说，农业不是种了、收了、一次做完就没了的事，而是可以延续、循环，永远会有的。”
我没有钱 但感觉自己很富裕
上条对自己的身份定义是“农民”。他在纸上写下“百姓”俩字，把便签纸推过来，用中文解释：“‘百姓’的意思是：农民不止会种田，还会盖房子、染布和酿酒。”
“家里如果经常酿酒、做发酵的食物，空气中就有好的菌群存在，家里的空气和氛围就会好。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细菌生活，交往的空气里有我们各自的细菌，这是看不见的东西，很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从做酒曲开始，上条试着自己在家里做味噌，最初一年做四十斤，够自家吃就好了。最近两年，身边喜欢味噌的人越来越多，上条就多做一些，做两百斤左右，和朋友交换精酿啤酒、萨拉米和奶酪。这种相互交换物资的生活，让他觉得自己是富裕的人，“在超市买这些好吃的得花很多钱，我不怎么有钱，可是还是感觉自己很富裕。”他说。
做味噌、酿米酒、腌制咸菜一般在冬天进行，此时作物停止生长，田里的工作减少了。三个孩子的零食也在冬天制作，冬天年糕上市了，阿雅用它晒干后再煎制，“它们消失得太快了，所以每次要做好多。”阿雅说，类似的零食在日本的便利店很常见。
过去的日本农村，每家每户自主制作味噌或米酒，拿到村口的小卖部卖，每一户制作出的滋味不同，一点点微小的差别却能给吃的人带来丰富的味觉体验。这是上条的祖母一代的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小农户手工被规模化生产取代，乡村小卖部被超市、连锁点取代，便利的生活带走了很多生活趣味。
“我的父母一代，已经不做手工食物了，什么都可以在超市里买到，他们是‘喝咖啡的一代’，吃西式食物，不过到我这一代，听说越来越多人又开始吃日本的传统食物。”
回不去的故乡
上条和阿雅有了第一个孩子时，也曾想过要不要回日本生活。但如果回日本，按照惯例他只能去一个公司上班，按步就班地生活。夫妻俩也曾为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担心，本地私立幼儿园的高额费用，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后来，镇上的公立幼儿园可以招收外籍孩子了，一个孩子每学期的费用大约是四千元，这是他们可以承受的。
“孩子们长大了，也是和普通的人交往，上一个一般的幼儿园就很好。”阿雅说。
不久前，上条和家人去洱海边玩，儿子和空忽然指着湖对岸起伏的山地问：“爸爸，那是日本吗？“上条说：“那不是日本，你忘了我们回日本要坐很长时间的飞机。”
和空和弟弟还不知道区分日本人、中国人，还有爸爸的法国、墨西哥、俄罗斯朋友们，日本对他们来说，是爷爷奶奶在的地方。上条说：“我不会教他们怎么区分这些，究竟你是哪里的人、你的历史在哪里，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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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与爱情》
作者：上条辽太郎 口述/苏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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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