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年轻人都想做点大事，想要一气呵成，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村里，想做成一个项目，需要先有计划，然后慢慢地去等、去观察政策、去招商引资，去争取机会，才能把经费找来。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明白的。
2023年1月，张桂芳出席鹤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校对丨刘军
►本文3759字阅读7分钟
2020年，接到河南老家打来的那通电话时，23岁的张桂芳刚从天津农学院毕业一年，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民宿。
那时正赶上村里换届选举，一位老党员拉出一张名单，都是党组织关系挂靠在村里的年轻人，老人按照姓名笔画顺序挨个打电话。村里姓张的人多，张桂芳的名字排在前五。在电话里，对方极力邀请她到村里任职，为乡村发展做贡献。张桂芳说，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句话让自己动了心，但自己想去试一试，看看能否为家乡的发展做点什么。
张桂芳回到村子，在当年的换届选举中，她以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简称村支书）。她决心做好这份新工作，把天津的民宿交接给了朋友。回到村里的这三年，她是这里最年轻的干部，也是老龄化、空心化村子里的一股年轻力量。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选我，是因为在这个暮气沉沉的村子里，大家想看一看年轻的面孔，（让我）陪陪他们”。三月中旬，张桂芳发布了一条讲述村支书生活的视频。没两天，她收到上千条留言和私信。
年轻人当村干部的故事开始走红，而张桂芳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村子带来流量，带来资源，让她“带领村民致富”。
以下是新京报和张桂芳的对话：
“事儿大事儿小，跟前化了”
新京报：回家以后，村里给你怎样的印象？
张桂芳：我家的村子是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离鹤壁市区二三十公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不富裕，也没什么特色。
整个村子老龄化程度挺高。村内常住人口400人左右，80%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余下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年人。
老人也不闲着，总能看见六七十岁的人还下地种田，种玉米和小麦。但是村民的收入不高，人均年收入在一万元左右。我在路上碰见村民，他们有时跟我聊天。我常常听到他们问我：“啥时候能把咱这地利用起来？啥时候能让咱老百姓多挣点钱？”
可能因为我是大学生，村里人跟我讲话会客气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工作的村委会对面，住着个老大爷，快90岁了。有一次我遇见他，正好口袋里有两个橘子，我就转手送给他了。老大爷马上回家给我拿了包饼干。还有一次，我送给他两块糖，从那以后，我再碰见他，他总能从兜里掏出几块白色的冰糖给我吃。这确实是乡村独有的温暖，在城里打工，哪个邻居会每天这样问候你？
张桂芳探访村里老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村支书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张桂芳：村里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区里、市里工作，他们回来是为了看望老人。只有我从早到晚都在村里转悠。
村支书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包括矛盾纠纷调解、环境卫生整治、日常治安巡逻等，比较常见的例子是两户村民因为土地的边界问题产生矛盾，双方都觉得对方多种了一米半米的地。这就需要我们去重新丈量土地，把地重新分一下。我们还要贯彻落实上面的规定，比如春节的时候要到每一个村民家里去排查，看他们买没买烟花爆竹，提醒他们不要燃放。
更大头的工作是想办法在村里发展产业，目前我们把精力主要放在引进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方面。具体的做法是，我跟同事写项目方案，递给上级领导，主动去争取资金。虽然我在经营民宿的时候也做管理，但村里的项目跟小公司不是一个玩法。
我们的项目有时会被拒绝，理由是“项目资金投入量太大”“回报率太低”，或者“群众受益面不够大”。这时我得重新修改，我最多改过五次项目方案。
2021年12月，鹤壁市三家村村支书张桂芳。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新京报：你适应这份工作吗？干得开心吗？
张桂芳：做村支书的头三个月，我还是有不少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是因为我没在村里工作过，既不了解这里的工作环境，也不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自己会做什么。
比如，在整治环境方面，我们提出挖河道，加深加宽，让村里的小河更宽敞、更干净。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资金。一开始，我们的项目没有批下来，后来在2021年河南暴雨之后，我们借着“灾后重建”政策导向的东风，申请了相关资金，把河道整治了。但是只干了一部分，因为资金不太够。到2022年，我们争取到另一笔资金，就又投到河道这个项目上，又干了一部分。
或许年轻人都想做点大事，想要一气呵成，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村里，想做成一个项目，需要先有计划，然后慢慢地去等、去观察政策、去招商引资，去争取机会，才能把经费找来。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明白的。
头三个月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干不成大事，有点急躁，也很有挫败感。那时候，我也不太主动跟同事、跟领导去交流，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够。我还怀疑过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
但是也不能突然撂挑子不干。那时候还是感受到村里人，包括我父母对我寄予的厚望。我爸那时候总从网上给我买衣服。在村委会，我还“管着”四个同事，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两位有三十多岁，两位有五十多岁。他们经常劝我说“事儿大事儿小，跟前化了”，意思是咱们处理不了大的事情，但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处理小事情。
2021年的最后一晚，张桂芳和同事在村里组织了一场公共放映活动。受访者供图
“带领村民致富，还是要靠土地本身”
新京报：你在村子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
张桂芳：我在村里独立做的第一个大项目是“彩虹村”。2020年，刚到村里任职的时候，我经常刷小红书，看网友发帖讲网红村子都什么样。我印象里不少南方的村庄是很美的，村里被刷上绚丽的色彩。后来我请了一个画师，想把我们村子也粉刷一下，在墙体上画画。画师告诉我在河南有个村子叫“小屯村”，在辉县市是个网红村。有一个90后的男孩在村里的外围墙体上手绘涂鸦，还被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点赞。
2021年11月，经历暴雨之后，村里粉刷出的主干道墙壁褪去颜色。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
我自己去看了一次，又带着村民去实地参观了一下，村民觉得人家这主意不错，在村里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没人反对我。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请画师帮我们把村里主干道上的墙体都刷上艳丽的色彩，就像彩虹一样。刷完以后，我畅想着，肯定能吸引很多人到村里打卡，人一多就能摆个小摊子卖东西，做市集。关注“彩虹村”的人多了，资源也就来了。
但是除了隔壁村的人来逛一逛，其实没什么人来。我还给很多媒体官方账号发了微博私信，也没有音讯。最后，我请领导帮忙介绍媒体资源，终于有位河南本地的媒体记者发了第一篇报道，“彩虹村”才开始被人知道。
2021年12月，村子里五颜六色的台阶，墙壁上雨水冲刷的痕迹十分明显。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
新京报：你在什么时候探索出更好的方向？
张桂芳：“彩虹村”没能一炮而红，也让我思考了不少。我在想，在农村也许还是要靠农业给村民带来增收。
过去两年，我们尝试引进一些比较赚钱的作物，比如松果菊，已经有村子靠种松果菊盈利。但由于我们村缺少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不当，还是没挣到钱。去年夏天，我们引进了一个南瓜种植项目，承包商到村里租地，教给村民技术，聘用村民去种地。我全程跟进这个项目，负责处理村民跟承包商之间的小纠纷、小矛盾，对接这个项目落地。
在这个项目里，男性村民一天可以挣60元，女性可以挣50元，大家干一年可以多挣近万元。此外，把地出租的村民还可以领取土地流转费，一年约有几千元。这是我第一次帮助村民增加收入，也是我们三家村第一份产业。这让我意识到，带领村民致富，还是要靠土地本身。
2022年，三家村开始了松果菊种植项目。受访者供图
“自己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
新京报：对于村子的未来，你有哪些憧憬？
张桂芳：我经常参加镇里、区里和市里政府组织的学习活动，基本上每三个月去观摩一次别人家的村子。在河南濮阳市有个村级市叫“西辛庄”，他们村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自己的医院，基础设施是完备的。我记得村里统一供应燃气，村民享有一定额度的免费供应。
我很羡慕这样的村子，我希望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村民生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高，这也是村里未来发展的方向。
西辛庄村内有多家村办企业，这也很启发我。未来也想找到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把他们请到村里来，种一种南瓜、红小麦、黑小麦等各种作物。最近我在抖音上火了以后，也有很多人找我谈合作，我说第一个要求就是“把我们的土地盘活”。
新京报：这份工作的价值感怎么样？
张桂芳：可能是受父母影响，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自知之明”。当上村支书以后，我也没有自我感动的时候，更多时候还是在寻找价值感。
我做了很多小事。“彩虹村”被媒体报道以后，做公益的人找到我，他们在2021年河南暴雨后，给村里捐了不少物资。我还对接了一个养老项目，是交给区里的社工站去做的，社工会不定期到村里组织老人参加剪纸活动，或者给村民唱个戏，村里还放了两台公共洗衣机，也是这个养老项目投放的。
这两年多，我和同事修建了一些田间道路、太阳能路灯、自来水管网，布置了小图书馆、小电影院。这个月，有个同事说他结婚40周年，我就想到给村民免费拍摄婚纱照。同事害羞不肯出镜，最后给另外几对老村民拍了。
村里来记者的时候，有的村民会夸我这年轻人干得挺好，我挺感动。但是说实话，还是没有哪件事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更真实的情况是，有时候我躺在床上，回想一下，数着自己给村里干过几件事，才突然发现，自己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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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