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苗蛮集团的来源，文献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为九黎之后，一说为颛顼之后。先看苗蛮为九黎之后的说法。《国语·楚语下》记载：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不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三苗复九黎之德”，说明三苗与九黎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尚书·吕刑》孔疏引郑玄说：
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
“有苗，九黎之后”的说法或许从“三苗复九黎之德”一句而来，或许另有所本。总之，更明确地指出了苗蛮是由九黎发展而来的。
徐旭生先生是否以苗蛮与九黎有关的。他认为由于二者的巫教发展阶段相同，因而有若干相似点；“三苗复九黎之德”不过指韦昭所说“行其凶德，如三苗之为”。但实际上韦昭在前文的注里也有“三苗，九黎之后”这类话的。可见韦昭所说“凶德”也并非就一般意义而言。在当时的社会中，部族的宗教习俗应是最受重视的东西之一。“九黎之德”自然便是特指九黎的宗教习俗，只有作为其后裔的三苗才会去继承它。
再看苗蛮为颛顼之后的说法，就更直截了当一些。《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颛顼生灌头，灌头生苗民。苗民厘姓。”说得很明白。
如果从大的部族集团着眼，九黎是属于东夷集团的，这一点徐旭生先生早有考证。但关于颛顼的归属却见解不一。徐旭生先生将其归入华夏集团，但又承认它与东夷集团关系很密切。支持徐先生观点的文献重要者有两条，即《山海经·海内经》中颛顼出于黄帝和《国语·鲁语上》中有虞氏、夏后氏对颛顼实行祖祭的记载。但看《帝系》等书，大凡有些名望的古帝王无不出自黄帝，因此不少学者对万姓宗黄帝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也不是没有道理。本文更倾向于将颛顼归入东夷集团。《山海经·大荒东经》就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的记载。郝懿行引《说文》“孺，乳子也”的说法，颇是；又说“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少昊即颛顼世交，颛顼是其犹子”，则属于增字解书,太过牵强。又《绎史》引《帝王世纪》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国语·楚语下》言：“及少昊之衰也……颛顼受之”，都与“少昊孺帝颛顼”的说法一致。少昊属于东夷集团，它在古史传说中的地位是远远无法和黄帝相比的。因此说颛顼出自少昊，攀附的意味少一些，也许更接近实际。
既然九黎与颛顼都属东夷集团，那么关于苗蛮集团来源的说法也就基本统一了，即苗蛮集团是由东夷集团分化而来的。
除上面所说以外，苗蛮还与祝融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祝融的族属也是古史家一直争论的问题。徐旭生先生认为祝融属于华夏集团，只是由于他后来到苗蛮中间作了首领，才被后人当作南方集团的代表。蒙文通先生则明确将祝融归入“江汉民族”。实则祝融南迁大概是有过的，但并非从华夏集团中分化出来。祝融同颛顼一样，一开始也应当属于东夷集团。王迅对此有精彩的论证。他认为山东青州苏埠屯晚商墓出土的融形族徽从鬲从虫，当释为“融”；族徽中的鬲，为“重鬲”，即“重黎”。而据《山海经》、《左传》、《史纪》等的说法，祝融正是重黎，出于颛顼系统。
重黎属于东夷集团，九黎也属于东夷集团。二者的区别可能是九黎的概念大些，重黎或为九黎之一支。《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苗民厘姓”，厘、黎一音之转，说明苗民与重黎、九黎确有渊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荒南经》有“炎融生灌头”的说法，而《大荒北经》又言“灌头生苗民”。这表明苗民又从炎融而来。炎融一名在《山海经》中仅一见，而祝融则有七处被提到。疑炎融即为祝融。祝融之“祝”当从王迅说解为巫祝之意，祝融即为看守祭火之巫祝---火正。炎融之“炎”也与火有关，《说文》说：“炎，火光上也”，正与祝融为火正的情形相符。如此，则说明苗蛮又来源于祝融。
即然苗蛮集团是从东夷集团中分化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前者生活在江汉地区而后者存在于黄河下游地区呢？这就只好用迁徙来解释。文献中关于祝融八姓的记载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线索。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郑，即今新郑，表明祝融的势力曾一度达到豫中一带。《国语·郑语》说祝融其后八姓，韦昭注为己、董、彭、秃、坛、曹、斟、芈。徐旭生先生考证其分布地域南达洞庭湖沿岸，北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如果说这一大片地域属于东夷或苗蛮集团中的某一个，显然不甚合理。但如果注意到苗蛮从东夷分化迁徙而来，则祝融八姓的分布地不正暗示了这一迁徙的具体路线吗？
概括来讲，大约是在颛顼时期，东夷之一支祝融族开始分化，其中某些分族并向西南方向迁徙。这次迁徙并非一蹴而就，随着向西南的不断伸展，总有一些族人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定居下来。大约直到帝喾时期，祝融族才与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完全融合，形成苗蛮集团。这个集团发展很快，短时期内就又向北扩张，才真正成为华夏人的眼中钉，才有了尧、舜、禹对它的屡次战争。
颛顼时期祝融族分化迁徙的原因，大概与颛顼的“绝地天通”有关。徐旭生先生认为此时发生了一次社会大变革。颛顼作为一位宗教主，开始垄断宗教大权，实行政教合一，这自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私有制等开始出现的产物。作为东夷首领的颛顼又能被华夏族尊为五帝之一，除其与华夏确有密切关系这一原因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此时东夷的发展水平很高，势力极其强大。强大常常是伴随着扩张的，祝融的分化迁徙正是东夷对外扩张的最大的一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