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拆迁，宋庄艺术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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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个月前，记者就报道了《宋庄的未来》，它是否会成为继798、深圳大芬村后又一个倒下的文化品牌，这将考验我们的文化政策。不幸，这篇报道与宋庄发展走向基本吻合，它其实隐含着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和个人将承受的压力。而冲突的导火索则是“小产权房”的合法性问题。

早在2009年，宋庄就因画家李玉兰买卖农民房而被一纸诉讼告上了法院，诉讼的起因则是政策出台“保护农民的宅基地”，同时被解读为“小产权房买卖不受法律保护”，于是农民纷纷解约，把一批画家告上了法庭。而当时引起争议的不仅仅是这一政策变相地鼓励了农民可以不遵守“契约”，它还给宋庄的未来投下阴影，因为当时宋庄正在迈向国际化，将打造成一张国际文化名片，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园区。它的发展正是响应国家政策要将文化转变成经济这一战略，如果艺术家纷纷搬离宋庄，那么宋庄的核心竞争力就会丧失。正是在这样的利益考量下，宋庄镇政府出面平息了这一争端，最后是农民赔偿了几万元违约金给画家，李玉兰搬出农家院。其他的艺术家则是补偿给农民费用继续租用农民的院子。

这一事态看似得到了平息，但这一冲突却一直存在，一些艺术家工作室时常会遭遇“贴条”警告。今年10月份记者去宋庄还看到很多在建的楼盘上贴着“违法建筑，不要买卖”的告示。而让人不解的是宋庄到处都是工地、推土机，一边在大肆发展艺术馆、工作室、交易平台，一边到处写着不合法的告示，让人如入一片混沌的场所。这也就加速了宋庄生态的焦虑和艺术家的双重不安全感，他们一边在担心自己的创作和生存，一边又在担心自己随时将被驱赶。

在10月份记者对宋庄的走访中，艺术策展人杨卫就开玩笑说“流浪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因为宋庄的问题不仅仅是艺术与商业的矛盾，还有“两个宋庄”的矛盾，一边是宋庄农民的宋庄，一边是艺术家的宋庄，当地人的宋庄需要艺术家为土地、为宋庄整个品牌增值，他们的年收入在成倍增长，宋庄的税收也在增长，而带来经济增长的艺术家不仅分享不到增长的红利，他们还要承担被驱赶的风险。因为随着机构、画廊的介入，房屋租金相应会增长，而早期镇政府为了留住艺术家，许诺以较低价格出租50年土地给艺术家盖工作室，逐渐形成艺术博物馆群，以打造成未来的艺术、旅游园区。这些作为政府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土地，与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小产权房”其实并不是一个概念。而一旦国家出台新的土地政策，宋庄又会成为一个典型，12月初宋庄被强拆的工作室就是住建部“清理小产权房”这一声明的结果。

12月3日，10余台破拆车同时启动，对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东北艺术东区的4栋建筑进行拆除。在6日拆除小堡环岛东艺术馆的过程中，艺术家出现了集体维权，让拆除暂告一段落，但等待他们的则是更不确定的未来。

与其他艺术区不同的是，宋庄是自然形成的一个艺术聚落，不像798、上海艺术区等，是城市文化发展规划的结果，艺术家与园区的情感自然不同。宋庄艺术聚落形成后，有关方面才看到它的前景，于是在此基础上成立文化创意园区，艺术家在这一过程中，经过了近20年的个人努力，但当这一文化品牌形成后，他们却要经历其他艺术区的命运：商业驱除艺术。另一个困境是，艺术家在为文化产业做出了贡献后，他们却不被纳入社保范围，其子女因户口、父母社保等限制无法进入当地学校，这些都在加剧艺术家的隐忧，而且时常会有“二等公民”之感。

除了在创作自由上的限制，他们更多的是生存之忧。由于中国远没有形成艺术低价平台，也就是艺术品的消费人群，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以卖画为生，而是要依靠绘画之外的其他经营来养活“艺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们多是怀揣艺术理想而坚持了下来，艺术家在这共同的奋斗过程中逐渐形成“宋庄精神共同体”。他们把积蓄用于日渐增长的房租或者以较低的价格买下“小产权房”，也是为了一种相对的安全感，这些工作室同时也是生活空间，却因为宋庄土地性质问题而会带来风险，一旦“拆迁潮“来临，有关部门并不会花时间去清查土地的具体用途，而是会把宋庄当做典型来执行，这就造成了12月初宋庄艺术馆的“拆除”事件。在拆除过程中，有关负责人叫来了47个村的村干部来观摩，以示警戒。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追溯宋庄的形成和土地如何一步步变成艺术馆、机构等硬件设施时，发现每一次土地的出售都是在文化园区的规划中，却往往因得不到法律保护而被拆除，其实这完全是在浪费社会资源，这不仅会为宋庄空间的开发商带来损失，其实也为艺术家带来恐慌，因为他们随时会受到驱赶。

“别了，宋庄”，这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他们用了差不多近20年时间完成的宋庄文化品牌，早已内化成他们的精神家园，但一瞬间又可以变成一片瓦砾，而且是在以“保护耕地”的理由下，这就造成了宋庄的尴尬。

拆除、继续盖，就成了宋庄反复上演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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